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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史代表人物（中國新聞史代表人物及作品）

發(fā)布時間：2023-05-16 04:34:37 稿源：創(chuàng)意嶺閱讀： 1640

大家好！今天讓創(chuàng)意嶺的小編來大家介紹下關于中國新聞史代表人物的問題，以下是小編對此問題的歸納整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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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錄:

1、有沒有人有我國黨報副刊歷史背景的資料阿，急！??！
2、中國新聞史1874那段戊戌變法創(chuàng)辦了萬國公報又更名為中外紀聞求此報影響和意義以及74年到90年代間新聞史
3、國內新聞傳播專業(yè)都有哪些著名的導師？
4、報紙的來源，誰想到的？

中國新聞史代表人物（中國新聞史代表人物及作品）

一、有沒有人有我國黨報副刊歷史背景的資料阿，急?。?！

1．王韜

是我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早年游歷歐洲，是我國最早提倡學習西方、變法自強的先進知識分子之一。1874年在香港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家政論報刊《循環(huán)日報》。王韜在《循環(huán)日報》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鼓吹變法自強，創(chuàng)立了報刊政論文體，確立了不拘一格的文章報風。他的部分政論文章后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

·系統(tǒng)的提出了辦報主張：

1辦報目的是為了“立言”。即通過報紙來宣傳變法自強的主張。該思想成為中國報刊的傳統(tǒng)特色之一。

2報紙的功用是一個“通”字。即使國政民情上通下達。

3呼吁言論自由。

4主張報紙的文風要直抒胸臆。

5報紙的編輯人員要慎重選擇。

他關于辦報的言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報刊理論的基石。

2．鄭觀應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與王韜類似的觀點：

1報紙的功用要“通民隱，達民情”。

2創(chuàng)辦報紙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樞紐。

3辦報是中國變法自強的重要手段。

4呼吁政府允許國人辦報。

3．康有為

中國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論家和政治家之一，是戊戍變法運動中著名領袖，也是清末民初中國資產階級報業(yè)的先驅。

·1895年康有為聯合進京參加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舉行“公車上書”，要求朝廷變法維新。

·1895.8參與維新派第一家報紙《萬國公報》。

·1895.11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第一個具有政黨性質的團體，京師強學會成立，康為實際組織者。作為京師強學會的機關報，《萬國公報》改名為《中外紀聞》。

·1895.11康有為在上海，與友人共同成立上海強學會。其機關報《強學報》應運而生。

在維新變法中，康有為十分重視報紙的宣傳作用，并認為報刊是維新變法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所創(chuàng)辦的報紙，都是重政論、重宣傳、輕新聞，使報紙成為了他們推行變法新政、開展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他認為報紙的作用有“匡不逮”、“達民隱”、“鑒敵情”、“知新政”四個方面。

4．梁啟超

5．唐才常（1867~1900）

字佛塵，湖南瀏陽人，是戊戌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與譚嗣同合稱“瀏陽二杰”。唐才常先后于1897、1898年任《湘學新報》和《湘報》主筆。他在兩報上發(fā)表大量文章，向讀者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思想，鼓吹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湖南知識界有很大影響。

6．譚嗣同（1865~1898）

維新時期重要的政治活動家和報刊政論家，與唐才常合稱“瀏陽二杰”。譚嗣同是南學會的主要組織者，是《湘報》的核心領導人物。在《湘報》工作的半年間，發(fā)表了25篇政論文章，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各個方面。1898年，戊戌政變發(fā)生后，英勇就義。

譚嗣同的辦報思想主要有兩點：一是報紙要“求新”，成為“助新之具”。他認為，中國要想擺脫落后的局面，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而報紙的時效性最強，是最早的助新之具。二是，他認為報紙要代民立言，成為“民史”、“民口”。這些思想具有明顯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意識。

7．嚴復（1854~1921）

我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報刊政論家，維新運動知名人士。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fā)表文章，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闡述了變法圖強、挽救國家危亡的主張，在當時起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1897年，嚴復與友人創(chuàng)辦了《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大力鼓吹變法維新。他在《國聞匯編》上署名發(fā)表了《天演論》等譯作，系統(tǒng)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呼吁國人思想救亡，在思想界引起震動，為維新變法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但嚴復并不贊成維新派倡民權、開議院的主張，屬于維新派中的右翼。晚年思想漸趨保守。

8．章士釗

字行嚴，湖南長沙人。我國近代新聞史上著名的報刊活動家。清末任上海《蘇報》主筆。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農業(yè)學校校長，南北議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執(zhí)政府司法總長。1925年兼署教育總長。曾參與鎮(zhèn)壓學生愛國運動，造成三一八慘案。他是甲寅派代表人物，所辦《甲寅周刊》反對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1949年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同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著有《柳文指要》等。

9．章太炎

章太炎是中國近代著名國學家和報刊政論家。戊戌變法時期，參加強學會，曾為《時務報》撰述。1900年在《中國日報》等報紙發(fā)表文章排滿，反對保皇立憲。1902年后，為《蘇報》撰稿，宣傳革命，在《蘇報》案中被捕入獄，成為舉國聞名的革命志士。1906年刑滿出獄后赴日本任《民報》主編，繼續(xù)宣傳排滿和保存國粹，成為《民報》最主要的政論作者和革命宣傳家。他的政論邏輯嚴密，氣勢充足，陳古論今，在當時產生重大影響。但他好用古奧字句和文言語法，傳播效果不如梁啟超的文章。五四運動后潛心治學，反對新文化運動，思想倒退。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支持抗日救亡。著有《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xù)編》等傳世。

10．于右任（1879~1964）

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報刊活動家和政論家。1907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同盟會第一家大型日報《神州日報》，1909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呼日報》、《民吁日報》，1910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立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都用“民”字打頭，創(chuàng)辦時間相銜接，風格和基調協同，被人稱為“豎三民”。他所創(chuàng)辦的報紙揭發(fā)貪官污吏，披露帝國主義侵華陰謀，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很受讀者歡迎。他還為報刊寫了不少評論和詩詞，感情熾烈，文辭豐腴，名噪一時。著述有《右任文存》等。

11．遠生（1885~1915）

民國初年出現的名記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因采寫新聞通訊而負盛名的記者，被譽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奠基人。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稱其為“報界之奇才”。他先后編輯過《少年中國》、《庸言》等刊物，曾任《申報》、《時報》駐京特派記者，并為《東方雜志》等刊撰稿。

·通訊特點：

1題材務求重大。

2針砭時弊，不畏權貴。

3生動具體，善于捕捉細節(jié)。

4通俗自然，文風不拘一格。

·發(fā)明了“新聞日記”體裁，用日記形式報道評論當日新聞事件。

·其新聞思想方面，提出“四能”說：“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

·政治上，黃遠生的基本態(tài)度是擁袁反孫的，1915年被人認作帝黨刺殺于舊金山。黃遠生的文集《遠生遺著》，以新聞通訊作品為主，是我國第一部報刊通訊集。

12邵飄萍（1886~1926）（07）

·中國新聞事業(yè)史上的著名報人，被譽為新聞全才。

·早年被《申報》聘為通訊員，參加南社。

·1911辛亥革命爆發(fā)，任《漢民日報》主編，開始職業(yè)報人生涯。后接辦該報，抨擊軍閥、揭露貪官污吏的罪行。后被逮捕入獄，漢民日報被封。

·1914出獄后東渡日本留學，1915創(chuàng)辦東京通訊社。專門為京、滬報紙?zhí)峁〇|京通訊。曾首先報道了袁世凱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密約”，對國內反袁斗爭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1918在北京創(chuàng)辦新聞編譯社。以消息迅捷聞名，有本社采寫+翻譯的外電。開展有聲有色的新聞采訪報道活動，對北洋政府的內政外交、國會動態(tài)等做出翔實的報道。

·1918在北京創(chuàng)辦大型日報《京報》。1919因揭露政府賣國政策被封，邵再次流亡。1920回國復刊，使該報成為北方一份有影響的大報。

·業(yè)務上，既辦通訊社又辦報紙，既精通采寫業(yè)務又善于經營管理，既從事新聞實踐又從事新聞教育，是中國新聞事業(yè)史上的新聞全才。尤其善于新聞采訪，其撰寫的《實際應用新聞學》是我國最早的新聞采訪學專著之一。

·政治上，緊隨時代步伐，不斷進步，1925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共。1926年3.18慘案全力揭露真相，抨擊軍閥當局罪惡，被列入通緝黑名單，后被槍殺，為共產主義事業(yè)獻身。

13林白水

民國初期的著名記者。曾兩度留學日本，攻讀法律，兼學新聞。回國后先后擔任上?！吨袊自拡蟆贰ⅰ抖硎戮劇?、《警鐘日報》，北京《公言報》、《新社會報》、《社會日報》等報紙的編輯、記者、主任和社長。1926年8月因所寫《官僚之運氣》一文觸犯當局，被奉系軍閥張宗昌殺害。

林白水撰寫的新聞和評論，揮灑自如，辛辣尖刻，好議個人短長，或揭人隱事，故積怨于軍閥，他的文章通俗淺顯，頗能吸引讀者。

14劉少少（1870~1929）

民國初年著名的新聞記者，與黃遠生、徐彬彬一起，被譽為“民初三大名記者”。青年時代就學于岳麓書院，1905年留學日本，曾協助楊度創(chuàng)辦《中國新報》。1909年回國，任北京《帝國日報》編輯，開始用“少少”筆名，取“少年中國之少年”之意，撰寫政論鼓吹立憲，在新聞界嶄露頭角。

武昌起義后，先后擔任《湖南公報》、《公言》、《中華》等報刊的編輯、記者、主筆。袁世凱辦的《亞細亞日報》創(chuàng)刊時，曾應聘擔任主筆。

1918年后，受聘為北京大學講師，研究老莊哲學。劉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趨于保守，無大作為，但他為文獨辟蹊徑，莊諧雜出，時有新意，有報界“怪杰”之稱。

5．徐凌霄（1888~1961）

筆名彬彬，他與黃遠生、劉少少一起，被譽為“民初三大名記者”。1916年起，徐彬彬繼黃遠生之后任上海《時報》和《申報》駐京特派記者，長期為兩報撰寫北京通訊。他長于文學，嫻于經史，熟悉歷史掌故，因而他撰寫的通訊文筆優(yōu)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讀者歡迎。他對中國傳統(tǒng)戲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初著名的報刊劇評專欄作家。

16胡政之（1889~1949）

民國初期的著名記者。曾任上?！洞蠊埠蛨蟆贩g、編輯、主筆，1915年任該報駐京特派記者，以消息快捷受到報界關注。

1916年，擔任王郅隆主辦時期的天津《大公報》的經理兼總編輯，曾親自采訪段祺瑞“馬廠誓師”等重大新聞，蜚聲于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赴歐采訪，是采訪巴黎和會的惟一的中國記者。

后在上海組織國聞通訊社，1926年在天津任新記公司《大公報》經理兼副總編輯，成為報界名人。

17張季鸞（1888~1941）

民國時期的著名新聞記者。1905年他官費留學日本，任《夏聲》雜志編輯，開始走上“言論救國”的道路，1910年任上?！睹窳蟆酚浾摺?913年，張季鸞受命北上創(chuàng)辦北京《民立報》，最先在報紙上披露袁世凱政府與五國銀行團簽訂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軒然大波，并因此而被逮捕。

出獄后，他回上?！洞蠊埠腿請蟆分鞒謬H版，后又任《民信日報》總編輯，積極進行反袁宣傳。

袁世凱死后，張季鸞任上?！缎侣剤蟆否v京特派記者和《中華新報》總編輯，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賣國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獄。1926年，任新記《大公報》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在新聞界開始享有盛名。

18．陳獨秀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03年陳獨秀參加編輯由章士釗創(chuàng)辦的《國民明報》，1904年與人合辦《安徽俗話報》，1914年在日本協助章士釗創(chuàng)辦《甲寅雜志》。

1915年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出了6點希望：（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6）科學的而非想像的。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李大釗

中國共產黨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卓越宣傳家，中國無產階級新聞活動的先驅?！拔逅摹睍r期，他曾廣泛從事報刊活動，撰寫大量政論。

他曾任《言志》月刊的編輯，為《甲寅》月刊寫稿。積極參與《新青年》的編撰工作，還與陳獨秀等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他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向中國民眾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時期，指導創(chuàng)辦《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國民新報》等報刊。此外還指導過多家報紙雜志的編撰工作。1927年，在北京犧牲。

20徐寶璜

民國初年著名的新聞學家和教育家，1912年赴美學習經濟和新聞學，1916年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校長室秘書、北京《晨報》編輯，先后在北京民國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平民大學等校任教，主講新聞、經濟方面的課程。

1918年與蔡元培等發(fā)起成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被推為副會長、新聞學導師和會刊《新聞周刊》編輯主任，定期為會員講授新聞學基本知識，是最先在國內開設新聞學課程的大學教授。

所著的《新聞學》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新聞學專著，蔡元培為該書作序，稱贊它“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黃天鵬《新聞學綱要序》中則稱徐寶璜為“新聞教育第一位大師”、“新聞學界最初的開山祖”。

21蔡和森

湖南人，1915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1918年同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后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主持黨中央的宣傳工作。曾負責《先驅》半月刊、《向導》周報。蔡和森有很高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yǎng)，他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廣泛，既有理論深刻的長篇大論，又有一針見血的短文，分析精辟，邏輯性強，富有戰(zhàn)斗性和說服力，在當時有很大影響。1931年，在香港被捕遇害。

22．惲代英

我國著名青年運動活動家、杰出的宣傳家和報刊政論家，是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是武漢地區(qū)五四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1921年參加共產黨，1923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兼任《中國青年》主編，一生從事報刊宣傳活動16年，主編或參與報刊10余種，先后編輯過《新建設》、《紅旗》等刊物。他的文章既洋溢著革命熱情，又有理論分析，深入淺出，親切感人，培養(yǎng)和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多年的辦報實踐使得惲代英積累了豐富的報刊工作經驗，他注意理論探索和總結，對早期中共黨報思想建設作出了貢獻。1930年5月被捕，次年在南京被殺害。

23．蕭楚女

中國青年運動杰出領導者，卓越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和宣傳家。五四前夕，任漢口《大漢報》副主編。1922年后任重慶《新蜀報》主筆。1923年到上海編輯《中國青年》。1925年赴廣州協助毛澤東編輯《政治周報》。他自學成材，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他的文章情理并融，分析深刻，常能出其不意擊中論敵要害。1927年在廣州“四一二”反革命中被害。

24．成舍我

民國時期著名報人與新聞教育家。原名成勛，后名成平，筆名舍我。早年在《益世報》擔任記者、主筆、總編輯。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創(chuàng)辦《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形成“世界”報系。他還在北京創(chuàng)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培養(yǎng)新聞人才。1927年在南京創(chuàng)辦《民生報》，1934年被國民黨當局查封。1935年赴上海創(chuàng)辦《立報》?？谷諔?zhàn)爭時期，在香港和重慶相繼主持《香港立報》和《世界日報》。抗戰(zhàn)勝利后恢復出版上?！读蟆泛捅逼剑ń癖本妒澜缛請蟆贰?span style="display:none">aLL創(chuàng)意嶺 - 安心托付、值得信賴的品牌設計、營銷策劃公司

1952年由香港去臺灣，在臺灣各大學任教。后在臺北創(chuàng)辦世界新聞?？茖W校。后任世界書局董事長。1988年在臺北創(chuàng)辦《臺灣立報》。1991年在臺灣去世。

25張竹平

·原任職申報，后自立門戶。

·1926與人合股購進上海《時事新報》。

·1928，將早年經營的申時電訊社擴建為申時通訊社，后成為國內很有影響的通訊社之一。

·1931任英文《大陸報》經理。

·1932與人創(chuàng)辦《大晚報》。

·后張將以上三報一社合并，成立四社聯合辦事處。在國民黨壓力下，財閥孔祥熙強行收買。

26史量才

進步的愛國民族資本家、報業(yè)家。1912年接辦《申報》，自任經理，在他的經營下，《申報》在企業(yè)化經營方面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效。1929年，又陸續(xù)購進《新聞報》和《時事新報》等大部分股權，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報業(yè)資本家。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史量才深深認識到民族危亡的嚴酷事實和蔣介石對日妥協“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危害，毅然贊同團結抗日的主張，反對國民黨獨裁統(tǒng)治。他組織上海各家日報同時刊載《宋慶齡為鄧演達被害宣言》，還發(fā)表時評，矛頭直指蔣介石?！耙欢恕变翜箲?zhàn)時，史量才發(fā)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并被選為會長，積極募集救國捐款，支持十九路軍抗戰(zhàn)。同時，史量才還對《申報》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史量才和《申報》的一系列改變?yōu)閲顸h當局所不容，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遭特務槍擊，當場死亡。

27．鄒韜奮

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杰出的新聞記者、報刊活動家、政論家和出版家。從事新聞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前后創(chuàng)辦和主編過6報1刊，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生活書店”。

1926年10月鄒韜奮擔任《生活》周刊主編，開始了他的報刊生涯?！熬?#8226;一八”事變后，鄒韜奮從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轉變?yōu)橐粋€堅決反帝的愛國者，最終成為共產主義戰(zhàn)士?！渡睢分芸环磩赢斁植榉夂?，鄒韜奮繼續(xù)創(chuàng)辦了《大眾生活》、《生活日報》、《生活日報星期增刊》、《生活星期刊》、《抗戰(zhàn)》、《全民抗戰(zhàn)》等報刊，積累了豐富的報刊工作經驗。

他寫的通訊和評論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在編輯、出版及經營管理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卓有見地的辦報主張，特別是主編《生活》的一系列論述，構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報刊思想，即“韜奮精神”：①堅定不移的政治立場和高尚氣節(jié)；②密切聯系群眾，反映人民呼聲；③熱心服務讀者的辦報作風；④強烈的事業(yè)心和敬業(yè)精神。

鄒韜奮的報刊活動

鄒韜奮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杰出的新聞記者、報刊活動家、政論家和出版家。從事新聞出版工作近20年之久，前后創(chuàng)辦和主編過7個報刊。

（1）《生活》周刊

1925年10月由上海職教社創(chuàng)辦的機關刊物。創(chuàng)刊之初以“傳布職業(yè)教育的消息”為宗旨。1926年10月，鄒韜奮接任主編，不斷充實內容、革新版面，逐步發(fā)展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

“九一八”事變之前，該刊以力求政治清明與事業(yè)振興為目標；“九一八”事變后，鄒韜奮迅速走出改良主義幻想，投入抗日救亡洪流，《生活》周刊也轉而以宣傳抗日救亡為中心，反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發(fā)起為抗日軍隊捐款的活動。此外該刊還發(fā)表文章系統(tǒng)介紹社會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該刊十分重視讀者意見，開辟“讀者信箱”專欄，征求讀者意見，積極開展為讀者服務的工作；該刊的“小言論”專欄也很受讀者歡迎。在新聞業(yè)務上，《生活》重視選材的趣味性和價值性，主張文風要明顯暢快，深得讀者好評。

在鄒韜奮的主持下，《生活》周刊銷數增至15萬份，成為當時全國發(fā)行量最大的刊物。1933年12月，被國民黨當局查封。

（2）《大眾生活》

1935年，鄒韜奮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在發(fā)刊詞里，韜奮提出要把實現民族解放，鏟除封建殘余，克服個人主義”為三大目標。一二九運動爆發(fā)后，《大眾生活》竭其全力報道了這一偉大運動的過程，并發(fā)表了許多態(tài)度鮮明的評論，給學生的愛國運動以熱烈的聲援。這個時期，發(fā)行量達20萬份，又創(chuàng)全國期刊發(fā)行的最高紀錄。1936年2月29日，國民黨政府查封了《大眾生活》周刊。

（3）《生活日報》

1936年在香港創(chuàng)刊，這是他一生中主編的惟一一張日報。該報出至7月31日自動?？?span style="display:none">aLL創(chuàng)意嶺 - 安心托付、值得信賴的品牌設計、營銷策劃公司

（4）《生活日報星期增刊》

1936年在香港創(chuàng)刊，后改名為《生活日報周刊》。8月，移到上海出版，改名為《生活星期刊》。

（5）《抗戰(zhàn)》3日刊和《全民抗戰(zhàn)》

1937年8月在上海創(chuàng)辦。第二年7月，與李公樸辦的《全民》周刊合并，改名為《全民抗戰(zhàn)》，在漢口出版，韜奮主編。1941年2月被查封。

（6）香港《大眾生活》

1941年 5月17日，《大眾生活》在香港復刊。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停刊。

鄒韜奮的報刊理論

韜奮在長期的報刊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辦報刊的經驗，并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理論見解：

（1）關于新聞言論自由問題

接辦《生活》周刊之初，他認為辦報刊應該“心目中全無黨派”，報刊應“成為社會上人人的一個好朋友”。在《生活》周刊一再遭受迫害，尤其是在他考察歐美許多國家之后，他對新聞自由的理解發(fā)生了深刻變化。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和資本帝國主義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數人享到言論自由的權利”，“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卻有多數人享到言論自由的權利”。

（2）密切聯系讀者，熱忱為讀者服務

①他接辦《生活》以后，就開辟了讀者《信箱》專欄，他十分重視這個欄目，稱讀者來信為“本刊真正的維他命”，熱心為讀者解答各種疑難問題。

②在報刊文風上，強調內容精煉，篇幅短小，提倡“明顯暢達”的平民文風。

③在經營上，他認為“報紙上面登載廣告，不應該專為了報紙的營業(yè)收入，而應該同時顧到多數讀者的利益”。盡量減低報刊售價，并堅決拒絕不義之財。

（3）報刊要有特點和個性

他強調新聞工作者要有“創(chuàng)造的精神”。他辦的報刊，每一個都有獨特的風格，這也是他的報刊為讀者歡迎，經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4）新聞記者要有強烈的事業(yè)心和敬業(yè)精神

鄒韜奮熱愛新聞出版工作，為新聞事業(yè)奮斗終生。他曾經提出，理想的編輯至少應具備四個條件：一是大公無私；二是敏銳的觀察和卓越的識見；三是文字暢達；四是至少精通一種外文。他還提出過新聞工作者應該有廣博的知識、健全的體格，懂一些自然科學知識。

【“鄒韜奮新聞獎”（94）

為了鼓勵廣大新聞工作者繼承和發(fā)揚鄒韜奮同志真誠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德和思想作風而設立的。1993年設立，每兩年評獎一次，寧缺毋濫，獎勵新聞編輯（如負責通聯工作、寫新聞評論的、從事新聞研究的人員）的最高獎。】

28.范長江

中國著名記者，無產階級新聞事業(y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7月，他以《大公報》特約記者身份從成都出發(fā)，沿著紅軍長征的路線，考察川、陜、青、甘、內蒙等地，撰寫了大量旅行通訊，匯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

西安事變后，他深入西安采訪周恩來，隨后進入延安采訪了毛澤東，在國內第一次披露了西安事變真相。他發(fā)表的通訊《西北近影》和《陜北之行》輯入通訊集《塞上行》。范長江是第一位從白區(qū)進入延安，向全國報道陜北革命根據地情況的中國記者。

抗戰(zhàn)爆發(fā)后，范長江深入前線采寫大量通訊。1938年發(fā)動創(chuàng)辦“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后又于1938年10月20日在長沙與胡愈之等創(chuàng)辦國際新聞社。

1939年5月，范長江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新聞工作者。

“范長江新聞獎”（92）

（1）是中國記協和范長江新聞基金會聯合設立的優(yōu)秀中青年記者（包括新聞節(jié)目主持人、新聞播音員）的最高榮譽獎，也是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常設的全國性新聞獎。該獎1991年開始評選，每兩年評選一次。這項獎要求參評者德才兼?zhèn)?，堅持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基本路線，在新聞工作中有突出貢獻，人品、文品俱佳，并對參評者的綜合業(yè)務成果和思想作風、職業(yè)道德、社會反應各項進行綜合考察和評選。

（2）該獎項以中國杰出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和鼓勵廣大新聞工作者學習和繼承范長江同志獻身人民新聞事業(yè)的崇高精神，推動新聞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檢閱和提高我國新聞工作者的政治思想素質和業(yè)務水平，培養(yǎng)和造就一支政治強、業(yè)務精、紀律嚴、作風正的新聞隊伍，培養(yǎng)和造就更多的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

二、中國新聞史1874那段戊戌變法創(chuàng)辦了萬國公報又更名為中外紀聞求此報影響和意義以及74年到90年代間新聞史

《中外紀聞》和《萬國公報》不同，《萬國公報》不具有機關報性質，它一般只有一篇論說，偶爾有點譯文。《中外紀聞》除論說外，還有邸報、外電、譯報和各報選錄，篇幅比《萬國公報》增加了一倍，同時又用木刻活字印刷，從內容到形式，《中外紀聞》都是《萬國公報》的發(fā)展。

強學會的成立和《中外紀聞》的出版，引起了封建頑固派的恐慌，盡管維新派一再表白，他們是集合志士仁人幫助朝廷變法維新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但還是“謠琢蜂起”，《中外紀聞》免費送到家門口，還常常遭人怒目相待，因此，雖給重金，有的送報人也不肯代送。

1896年初，在封建頑固派代表人物李鴻章的策動下，御史楊崇伊上書彈劾，攻擊強學會是“專門販賣西學書籍”，“植黨營私”，“將開處士橫議之風”，請求清王朝立即查禁。元月20日迫于慈禧太后的壓力，光緒皇帝只好下令封閉京師強學會，于是只出版一個月零五天的《中外紀聞》也被迫?？?。

三、國內新聞傳播專業(yè)都有哪些著名的導師？

董天策教授，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廣東省宣傳思想戰(zhàn)線優(yōu)秀人才“十百千工程”第二層次培養(yǎng)對象。主要從事新聞理論、大眾傳播、媒介文化等方向的教學與研究，指導新聞學新聞理論方向、傳播學大眾傳播方向兩個學科方向的研究生，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電視娛樂類節(jié)目在思想道德與文化建設中作用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規(guī)劃項目“90年代中國報業(yè)發(fā)展趨勢研究”，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報業(yè)集團核心競爭力與改革創(chuàng)新問題研究”，發(fā)表新聞、傳播及文學論文近60篇，出版學術著作、教材多部，主要有：傳播學導論、中國報業(yè)的產業(yè)化運作、網絡新聞傳播學、公關理論導引、仁智的樂趣：山水泉石，參加編寫了新聞傳播百科全書、科技新聞理論與寫作、都市新聞傳播學、網絡傳播概論、新聞春秋——中國新聞改革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新聞史學會年會論文集等著作?，F任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四、報紙的來源，誰想到的？

關于中國報紙起源的幾種說法

（1）周朝說

我們在前面提到，先秦時代的周朝出現了記事的史官和采風的樂官，因此，有人就推測，像《春秋》和《詩經》這樣的史籍，在當時很可能就是一種報紙，它們帶有宣傳和公報的性質。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是幾位外國學者，比如說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多年的美國新聞學者白瑞華。但是，這種說法大部分只是學者們的大膽假設，并沒有足夠的史實根據。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沒有記載周朝的“報紙”的文字。所以，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2）漢朝說

持這種說法的以我國著名的新聞史學家戈公振為代表。在他的《中國報學史》中的有一節(jié)專門論述漢朝的報紙，節(jié)的題目是“漢有邸報乎？”他認為，漢朝幅員廣大，工商繁榮，文化發(fā)達，各藩王與漢武帝之間關系密切，對于京師的政治情報，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報自然應運而生了。應該承認，這些事實都說明了漢朝的確具備了一定的抄發(fā)報紙的客觀條件，而且也的確有了“邸”這個機構，但是，卻沒有關于“邸報應運而生”這樣類似的記載，在現存的漢朝文獻資料中，也看不到“邸報”的字樣。因此，漢朝有報紙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還有東晉說等，我們這里就不一一介紹了。從這些說法中我們可以看出，關于報紙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實物或是確定的記載來證實的，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有一位老師曾對我們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做學問需要有這樣的方法“大膽推測、小心論證”，這用在我們新聞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適，我們需要根據現有的材料大膽的推測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頭還需要找大量的史料來對想法進行論證，只有想法是不夠的。

根據現有的材料，比較可靠的說法是：中國的報紙開始于唐朝。

3、唐代的進奏院狀報

到了唐朝，我們知道，這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空前繁榮強大的一個朝代。它采取了一種與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鎮(zhèn)制度。我們在中學歷史中已經學到，藩鎮(zhèn)割據的形勢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現象。隨著藩鎮(zhèn)勢力的日益發(fā)展，各藩鎮(zhèn)的辦事代表“節(jié)度使”紛紛在京都設立自己的辦事機構，叫做“邸”，后來又改叫做“上都知進奏院”，簡稱“進奏院”。這里的負責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進奏官”。他們的工作是為所代表的地方長官呈遞章奏，下達文書，辦理需要和政府中樞各部門請示匯報、聯系交涉的各項事宜，也為地方了解、匯集和通報各項政治消息。其中，我們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進奏官們，為地方長官了解、匯集和通報各項政治消息而傳抄的報告，已經不同于以往的詔書性質的文件，詔書是有強制性的行政公文，而這些報告，卻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功能，僅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種專門用來傳遞新聞的渠道。而“邸”或“進奏院”這樣的機構，也就成為藩鎮(zhèn)首領們設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國情況的信息中心。只是這些報告在當時沒有固定的稱呼，有稱“進奏院狀報”的，也有稱“狀報”或“報狀”的，還有稱“留邸狀報”的等等。因此，可以這么說，如果唐代確實存在“進奏院狀報”的話，那么它將是我國最早的報紙。

現在，我們需要證明的就是，唐代確實有“進奏院狀報”。有兩種途徑: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關于這種形態(tài)的報紙存在的確切記載，或者是找到“進奏院狀報”的實物來證明。恰巧，這兩方面的證據我們都已經找到了。

（1）先說史料的記載。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關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現“新聞”、“編輯”等名詞，至于“報”、“狀”、“條報”、“雜報”等詞語，更是頻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還對此作了具體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個叫孫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經緯集》中的一篇文章《讀“開元雜報”》。

孫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過中上級的政府官員。

孫樵的《讀“開元雜報”》作于公元851年，這一年，他在科舉考試中中了進士，從自己的家鄉(xiāng)——襄漢（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帶，來到皇都長安，在長安親眼看到了“進奏院狀報”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鄉(xiāng)曾經見到的出自開元年間（713-741）的報紙，所作的一篇文章。（見附錄）

在這篇文章中，孫樵生動地描繪了開元雜報的有關情況，使我們研究我國最早的報紙產生情況的寶貴資料。

在文章中，關于《開元雜報》的外觀提了兩點：一，“數十幅書”，也就是幾十張未加裝訂的單頁書面材料。二，“系日條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記事，沒頭沒尾，各頁之間互不銜接。

關于它的內容，文章中舉了幾個例子：“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于安福樓南”、等等，孫樵后來拿《開元錄》核對了一下，“條條可復”，也就是說都可以得到印證。（《開元錄》是關于唐朝開元年間的編年史，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但我們從其他的史書中仍然可以驗證，《開元雜報》的內容確實是發(fā)生在開元年間的政治事件。）

孫樵還把他在襄漢間看到的《開元雜報》與后來在長安看到的“條報朝廷事者”相類比，可見它們是同一類型的東西。它的存在，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發(fā)展起來的“進奏院狀報”提供了一個證明。

我們把它和現在的報紙相比較一下，可以發(fā)現，孫樵所看到的“數十幅書”，在當時并沒有正式名稱，“開元雜報”只是孫樵隨意給它加的一個稱呼。它沒有固定的刊期和報頭，是否印刷，現在也還沒有定論，但是它肯定是經過復制的多份“條報于外者”的，而且，內容紀錄的是最近發(fā)生的新聞，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它就是我國的早期報紙。這也就證明了我國在唐代就出現了官方發(fā)布、抄錄、傳播新聞的做法，時間可以追溯到孫樵《讀“開元雜報”》一文中引述的史實的上限，也就是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開元雜報》的原件我們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后人根據孫樵的記載作了一份復制品。（見附錄）

（2）現存的唐代報紙——“敦煌進奏院狀”

我們說，孫樵的《讀“開元雜報”》雖然從史實上為我國唐代報紙的出現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但是，“開元雜報”卻并不存在了，這不得不使人遺憾。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先后發(fā)現了兩份唐朝進奏院狀報的原件，再次為我國古代報紙的產生提供了實物證據。這兩份報紙分別保存于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圖書館和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這兩份進奏院狀，都是唐僖宗時期，有駐地在沙州的歸義軍節(jié)度使張淮深派駐朝廷的進奏官發(fā)回沙州的，因為沙州在今敦煌地區(qū)，這兩份進奏院狀又都曾長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屬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稱為“敦煌進奏院狀”。（見方漢奇通史54頁圖）

從兩者的內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載的，而是進奏院官員收集、歸納的，具有新聞報道的性質，因此，它和開元雜報一樣，也屬于一種由官文書向正式官報轉化過程中的原始狀態(tài)的報紙。

4、我國早期報紙的形態(tài)

從以上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我國早期報紙的特征：

內容：進奏院下發(fā)的這些報狀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皇帝的活動、皇帝的詔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等朝廷的政事活動。

發(fā)行：這些報狀是不定期地由首都向地方傳發(fā)的，它的主要讀者是各地的藩鎮(zhèn)長官。

版式：這些報狀無報頭、無固定名稱，有的稱為“進奏院狀”，有的稱為“邸吏狀”，有的稱為“報狀”或“狀報”等等。不分欄，只是按照時間順序依次紀錄。

新聞來源：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進奏官們自行采集的，有的則是他們所獲得的朝廷動態(tài)消息中篩選出來的。

所有這些特征，我們用先前給出的“報紙”的定義來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國早期的報紙并不符合報紙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只能說，它是一種原始狀態(tài)的報紙，但正是這種原始狀態(tài)的報紙，在后來的發(fā)展中，逐步成為了我國封建社會新聞傳播渠道的主導。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我國古代報紙的發(fā)展情況。

三、我國古代報紙的發(fā)展

我國古代報紙的發(fā)展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的發(fā)展階段：宋朝時的發(fā)達、明朝時的獨立、清朝時的完備。下面我們就依次來看一下它的發(fā)展軌跡。

1、發(fā)達的宋朝報紙

我國早期的報紙，到了宋代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開始出現了在封建政府中樞部門統(tǒng)一管理下發(fā)行的官報：邸報。負責發(fā)行邸報的機構是進奏院。

（1）邸報

邸報，只是從宋朝開始的，對封建官報的最經常最習慣使用的一種稱呼。宋朝的報紙和唐朝一樣，也沒有固定的名稱，邸報是其中一種。

宋朝建立之初，對唐朝的進奏院進行了整頓，我們知道，唐朝的進奏院是由各地方藩鎮(zhèn)首領建立的，他們各自為政，各進奏院的官員們只負責摘錄各自的長官所需要的信息。這種狀況到宋代有了質變。宋朝在這些分散的進奏院之上建立了一個都進奏院，對各進奏院的活動實行統(tǒng)一管理，其中負責信息采集和傳報工作的進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政府統(tǒng)一領導。

這樣一來，原來由各個地方諸州的進奏院自行開展的對稿件的采集、編輯、整理、審定等新聞信息傳遞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樞部門接管，只是在發(fā)報環(huán)節(jié)上，仍由各地的進奏院和進奏官們負責。因此，和唐代的進奏院狀比起來，宋代的邸報具有更多的報紙的特征和封建官報的色彩。

首先，它已經不像唐代進奏院那樣，只是一種由派駐首都的進奏官向自己的上級藩鎮(zhèn)長官報告新聞的新聞信，而是一種在封建中樞部門統(tǒng)一管理下，按照一定制度，一式多份地發(fā)往諸路州郡，向地方傳報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級官報。

第二，它的讀者已經不像唐代進奏院那樣，只限于少數藩鎮(zhèn)長官，而是逐漸擴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員和士大夫知識分子。

第三，它已經完全從官文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官方的新聞傳播工具，信息量逐漸加大，新聞的時效性也有所加強。

第四，它是定期連續(xù)發(fā)行的。發(fā)行的周期，各時期不太一樣，從每日、每五日到每月，都有過。

不過，雖然邸報比起進奏院狀報來顯示出更多的進步性，但是邸報和進奏院狀報在本質上都是同一種事物，他們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即都是封建官報。這一點大家要引起注意。

宋朝邸報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皇帝的詔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戰(zhàn)報、刑罰等。

為了鞏固皇權、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秩序，宋代開始注意到對邸報的傳發(fā)工作進行管理。其中，嚴令規(guī)定了不許刊登的一些不利于統(tǒng)治的內容，比如說災異、軍情、朝廷機事（也就是皇帝認為容易引起反對和非議的一些事情）、還有未經批轉公布的臣僚章疏，這些內容一般都是不允許報道的。為此，宋代還實行了“定本”制度，“定本”，指的是經官方審定的邸報樣本，進奏官們必須根據這一樣本進行發(fā)報，不得超出這個范圍。

（2）小報

另外，宋朝之所以被稱為我國古代報紙的發(fā)達時期，原因不僅僅在于邸報有了質的發(fā)展，還在于，在宋朝出現了另一種形式的古代報紙——小報。說到小報，我們一定會想起“小道消息”這個詞，它和我們正常的信息來源相對，是一種非官方的說法。有時候，小道消息比正規(guī)的消息來得早，有時候，小道消息傳播了正規(guī)渠道不傳播、但是對于我們來說又是迫切想知道的新聞。

“小報”記載的也是非官方發(fā)布的消息，它是我國新聞史上最先出現的民間報紙。由于這種報紙為讀者提供了不少官報所不載的和官方禁止發(fā)表的文件和新聞，滿足了他們對朝廷人事變動和政事活動消息的需求，成為邸報的重要補充。而且，可以說，小報是比邸報更為先進的報紙。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仍從報紙本身的特征來看。

首先，小報的內容較為豐富，可讀性較高。大家翻回去看一下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邸報，它的內容很局限，無非是皇帝的活動、皇帝的詔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而小報比起邸報來，內容則廣泛的多，有進奏官提供的邸報沒有報道的事情，也有從朝廷泄露出來的和報探大街上竊聽到的，等等，內容多，來源廣，人們讀小報的積極性大大超過讀邸報。

其次，小報傳播迅速、時效性較強。由于小報不用審查，因此小報往往比邸報傳播的早，而且快。

另外，小報的讀者面也更廣，不僅是官員、士大夫知識分子，社會上關心朝廷政事的人，也有不少是小報的熱心讀者。

小報的出版，打破了封建官報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官方對于新聞傳播活動的壟斷和封鎖，具有積極的社會作用和很強的生命力，一直延續(xù)到清末。但同時，它也觸犯了封建統(tǒng)治者議論朝政的禁忌，泄露了新聞，因此，小報自誕生之日起，都一直處于非法的身份，歷來受到封建統(tǒng)治者的查禁。

2、明朝時民間報房的出現和報業(yè)的獨立

目前有關元朝新聞事業(yè)的記載不多，因此，這段時期在新聞事業(yè)史上也沒有什么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在這里就不做過多的介紹了。到了明朝，我國古代報紙的發(fā)布抄傳情況又有了巨大的突破，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是：民間報房的出現和報業(yè)的獨立。

明朝的新聞事業(yè)與以前的朝代有所區(qū)別，它不設進奏院，而是由中樞部門統(tǒng)一安排封建官報的發(fā)布抄傳工作。發(fā)自首都的官報仍被習慣地成為邸報。

明朝邸報的發(fā)布和抄傳活動，主要通過三個環(huán)節(jié)：通政司、六科、提塘。通政司匯集各類題奏和地方上報的信息，也就是說臣僚們的章奏，要讓皇帝看到，必須經過通政司，因此朝野人士對這個部門都十分重視，認為它是“朝廷的喉舌”；六科收集和發(fā)布有關的詔令和題奏，通政司的給皇帝的章奏，經過御覽之后，有一部分就交給六科分類抄傳，他們抄錄的內容逐日裝訂成冊，成為邸報的母本，為了工作方便，六科設在故宮午門外的闕右門和端門之間的長廊一帶；提塘的辦公地點稱為“提塘報房”，沒有固定的地點，靠租民房來維持，一般也離故宮不遠，比如說，《醒世姻緣傳》中提到的一處提塘報房就設在人民大會堂西南側一帶。提塘將這些詔令和題奏從六科抄出，經過篩選和復制，傳發(fā)到省，再傳到府縣，通過輾轉抄錄，在各級官紳中傳閱，這就是明代邸報抄傳活動的全過程。

明朝邸報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增加了社會新聞，比如說，有這樣一則史料：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余，見于邸報。

與抄發(fā)邸報的地方——提塘報房相比，明代更具重要意義的是民間報房的產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fā)展，人們對新聞信息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由于邸報的傳播范圍和傳播內容非常有限，是許多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新聞。小報的產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于新聞的需求，但是由于小報是私自發(fā)行，政府很難對其施加有效的控制。于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從明朝開始，政府允許民間自設報房，翻印部分邸報稿件，公開出售。這樣，從事抄報和送報工作，就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行業(yè)。這一現象在許多史料中都有記載。比如說，明末有一個叫祁佳彪的御史，在他的日記中曾經記錄了這樣一件事：

何甥來，云送邸報為業(yè)。

其中的何甥，是他的親戚，他的職業(yè)就是送邸報。這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有姓名可考的與邸報發(fā)行活動有關的人。

明朝既有抄報行、報房，又有送報人，作為獨立的社會行業(yè)之一的報業(yè)也正在形成，這是我國新聞事業(yè)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

3、清朝的京報——古代報紙的完備

到了清代，民間報房有了明顯的發(fā)展，以京報的刊行為代表。

明代的民間報房，更多是依靠著提塘報房的，他們的消息仍然得自六科和提塘，所刊行的報紙與邸報內容基本一致。到了清朝乾隆年間，一部分人開始從提塘報房中分化出來，他們擺脫了官方的身份，專門以編發(fā)報紙為職業(yè)。清代的民間報房具有了更強的獨立性，他們所刊發(fā)的報紙，也與以前的邸報有了明顯的變化。清代民間報房所處的報紙，統(tǒng)稱為京報，這些報房因而也被稱作京報房。

大家把教材翻到25頁，這是一份清代京報的封面。我們知道，在這之前的報紙是沒有報頭和封面的。這時報紙的封面是用黃色的連史紙作的，所以有“黃皮京報”的名稱。封面上用“京報”兩字作為報頭，因此，清代的京報，又可以寫作《京報》。報頭下面通常給有某某報房的印戳，比如我們書上的這個，就蓋的是“集文報房”，說明這份報紙出自當時的集文報房。當時北京存在的像這樣有名號的民間報房很多，聚興、集文、同順、公興、連升等十余家。每期報紙一般為4-10頁，對疊后裝訂成冊，大小就同書上的差不多。

京報的內容與當時的邸報基本相近，包括宮門抄、上諭和章奏三大部分。宮門抄，實際上就是由朝廷內部傳出、張貼于宮門外的新聞，主要包括朝廷的重大活動，比如召見軍機、臣僚們的謝恩謝賞、朝廷的典禮和祭祀活動等等。上諭部分主要是照發(fā)皇帝的諭旨，任免、褒獎、賞賜等等。章奏部分是臣僚們的奏疏，包括皇帝的批示。由于這些內容很多，一天的報紙不可能全部容納，因此選擇上的不同，就成為京報和邸報之間、以及各報房所處的京報之間的區(qū)別。

京報的發(fā)行范圍不像官方的邸報，只局限于官府的官員中，而是發(fā)自社會各界、甚至全國各地。據史料記載，在晚清時期，京報的發(fā)行量曾達到1萬份左右，這在當時是非常驚人的一個數字。我們知道，邸報的發(fā)行是靠提塘從京城、到省城、再到縣鄉(xiāng)這樣一級一級來完成的，而京報則是由各報房雇用的送報人直接送給訂戶的，在北京的訂戶一般在上午10點左右就可以收到前一天的報紙，外地訂戶最快的兩天就可以收到，而邊遠的省份也能訂閱到京報，只不過收到的要慢一些，需要1個月的時間。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京報是我國古代報紙發(fā)展最成熟的形態(tài)。

另外，與民間報紙相對的朝廷官報——邸報，仍然是新聞傳播的主要渠道。在清朝，這種官方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主要體現在地方新聞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上。也就是說，除首都北京外，清代的各省省會和大一點的地方州府，也出現了專門的新聞傳播活動。

在清代的地方新聞事業(yè)中，各省的提塘，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兩種，京塘就是設在北京的提塘，它和我們前面提到的明朝時的提塘相類似。此外，在各省的省會還設立了各自的提塘，叫做省塘，他們除了按規(guī)定向各衙門發(fā)送官文書和轉發(fā)來自京都的官報外，也通過自設的報房，翻印京報，向省內的官紳出售。這些翻印的京報，已經不局限于官僚機構內部傳抄的官報。

除了翻印京報外，地方報房還刊行了一種報紙，受到當地官紳們的注意，這種報紙叫做“轅門抄”。轅門抄，是一種以報道地方官場消息為主的私營報紙。它們和當地發(fā)行的京報相配合，以個體供中央信息，一個提供地方信息，成為地方人士了解政情的兩個重要渠道。

以上就是我國古代報紙發(fā)展的一個大致情況，內容非常多，為了使大家有個清晰的印象，我們在最后對我國古代報紙的狀況作一個小結。

四、小結

我國的古代報紙，分為官報和民報兩種。其中官報指的是“邸報”，它有很多名稱，比如“狀”、“邸吏狀”、“進奏院狀報”、“朝報”、“邸鈔”等等，“邸報”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通稱。民報又包括兩種，一種是產生于宋代的非法的小報，另一種是出現于清朝的合法的京報。它們突破了官方的信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民眾的意見和需求，和邸報比起來，形式和內容都更為先進，具有更多的社會進步性。

但是，從本質上來說，不論是官方的“邸報”，還是民間的小報和京報，都只能是古代報紙。它們共同的具有古代報紙的特征。這些特征是什么呢？是通過與現代報紙相比較，而得出的一些不同之處。

首先，它的內容不同于現代報紙。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諭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員的任免升降獎懲、宮廷動態(tài)等公告性材料。沒有自己采寫的新聞，也沒有任何言論。

其次，它的形式也不同于現代報紙。它只是一個材料又一個材料的堆砌，沒有分欄，也沒有標題，更沒有消息、通訊、評論等不同新聞體裁的區(qū)分。它沒有四開或對開的版面，而是抄印在單張的紙上，或者裝訂成小冊子的形式。

中國古代的邸報，有1100多年的歷史，小報有近千年的歷史，民間報房出版的京報、轅門抄，也有近400年的歷史。它們從誕生到結束，持續(xù)的時間都不算短，但發(fā)展不快，形式內容的變化不大，在信息量和新聞的時效性等方面，都難以和西方的近代報紙相比。這些報紙之所以發(fā)展緩慢，固然受到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各王朝限制報紙出版的文化政策的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封建自然經濟的制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生活，安土重遷、分散經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封閉的人際關系和社會心理狀態(tài)，都不利于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在這樣的土壤上，很難產生對新聞的數量和時效要求較高，和商品化的程度較高的報紙。明末清初，受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影響，一度出現過產生這類報紙的契機，但很快就在日益激化的階級和民族矛盾面前，被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者扼殺了。

古代報紙長期發(fā)展不快、變化不大的狀態(tài)，直到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的封建自然經濟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被迫取消，和商品經濟有了較大幅度的發(fā)展以后，才有所改變。但是這時，舊時的邸報和京報，從形式到內容都已完全僵化，適應不了改變的要求，無法再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只得逐漸被近代化的新型報紙所取代。

孫樵《讀“開元雜報”》：

樵曩于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某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于安福樓南，某日安北奏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一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pi,四聲）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地，則射堂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以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為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戌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則能東封？從官禁兵安能仰給耶？北虜驚嚙邊甿(meng二聲)，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zhàn)，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于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況宰相陳奏于仗罷乎？安有廷錚事焉？”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該當時條報于外者?！遍院蟮谩堕_元錄》驗之，條條可復。然尚以為前朝庭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tian二聲）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橋恨不生為太平男子，及睹開元中書，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改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開元雜報復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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